知青丨王晓光：在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变身"知识青年"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。本号开辟的“知青”栏目，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，期待您的支持。本号对知青朋友“不堪回首”或“青春无悔”的争论不持立场，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，供大家回忆、再现、追思、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。
原题
知青往事
作者：王晓光
写于2014~2016年
01
姜太公钓鱼的地方
不少史书上写着，姜太公钓鱼的地方是“渭水上游”。这个说法太粗糙了，准确地说是在渭水上游的一个支流，是一条叫“磻溪”的小河。这条发源于秦岭山深处的“磻溪河”并不长，蜿蜿蜒蜒也就几十公里吧。在这条小河边的秦岭山脚下，有一个小村庄叫“杨崖”。
杨崖村
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，应该是“磻溪河”的上游。而“杨崖村”则处于磻溪河的下游，属于半山半塬区，再向前走大约几公里就进入深山区了。虽然“杨崖村”没有上游那种“深山、古树、巨石”的意境，但河就是那条河，水还是那条水。两岸的村民，也还是古代村民的后裔。不过，这都是传说，无法考证，只留下“磻溪河”这个名字了。
整整46年前的1968年10月28日，刚满16岁的我，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，被命运驱使着到这里下乡，成为一名“知识青年”。至今难忘46年前的那一天。
那天早上，学校大操场上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停满了大卡车。除了590名下乡同学外，还拥满了送行的人们。人群中有斗志昂扬、跃跃欲试、准备战天斗地的狂热者，更多的却是哭哭啼啼的家长们，拉着孩子的衣襟舍不得放手。
在这一片喧嚣中，我独自一人默默坐在大卡车的前头，迎着凌厉的寒风，守着我小小的行李卷。没有人给我送行。那斗志昂扬与我无关，那悲悲切切也与我无关。父亲不知下落，大街上到处贴着造反派对父亲的《通缉令》；母亲昨天从“牛棚”请假一天，为我拆洗了被褥，缝补了衣裳，又匆匆回去接受监督劳动；幼小的妹妹早被送回老家，一年多没有音信。
这操场上的人群，无论是欢欣鼓舞的，还是悲哀失望的，都和我无关，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情感。他们的欢乐我没有，他们的悲哀也与我不同。我，这个16岁的少年，不仅没有即将独立走上社会的喜悦，也没有悲哀，连仇恨都没有。我的心里只有对未来的迷茫，和听凭命运摆布的冷漠。
这个场景永远刻在了我的心底，在我后来的人生中，一直激励着我，不屈不挠地追求文明……
46年过去了。此时我遥望前方的秦岭深山区，想起当年为了烧火做饭，经常进山砍柴。来回几十里的山路，背着100多斤重的柴禾，凌晨四、五点出发，到天黑掌灯时分才能回来，每次累得半死，脊背上磨出一个鸡蛋大的肿包。
46年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小山村，河水还像当年那样清澈，老乡们还在河里洗衣服。这让我很意外，本以为河水会被污染得不可辨认呢。
不过，46年前的河水要比现在大得多，水量很充沛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当年的“小河”成了一条“小溪”啦（下图）。
记得在这座小桥旁边，原本有一个水磨房。那时村里没有电，百姓点的是煤油灯，一到夜晚整个村庄漆黑一片。要把粮食磨成面，只能靠这个河水推动的水磨。
水磨房虽不高大，但至少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都说不清水磨的建造年份。还记得水磨下的水轮子特别大，湍急的河水冲击着水轮昼夜不停地转动。水磨的效率很低，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、雨雪风雾，水磨始终不停地转着，才能满足全村人的磨面需求，很远就能听到水磨“咚咚”的声音。
当年我们五个知青中，有一个“文艺范儿”触景生情还写了一首诗：
杨崖的暮霭掩盖了春天的笑颜，
黄黄的迎春花为何迟迟不开颜。
水磨叮咚，水花飞溅。
我的回忆啊，
就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……
如今这样的小溪流，显然已不能再推动水磨。就像几乎所有的乡村一样，资源减少污染遍地，河流水量减少，唯一增加的是房屋数量。只不过相比之下，这里比较偏僻，没有开发商来糟蹋，仍保留了不少田园风光。
路边的电线杆子告诉我，村里已经通了电，不用水磨了，估计那座超过百年历史的磨房早就被拆除了，可惜。
村口的这条路，当年窄窄的，疙疙瘩瘩、起伏不平，只能人力架子车通过的泥泞小路。多少次我红肿的肩膀套着拉车的绳子，脚下踏着泥泞，双手紧握车把，迎着凌冽的山风，奋力拉车上坡。
如今，已经变成平整的水泥路了。
村口如此安静。不见人。没有狗叫，也没有鸡鸣。
我停下脚步，细细观看。我在心里呼唤，父老乡亲们啊，你们可还在？你们可知道，当年的知青，今天回来了。
下面的相片，是其他知青战友拍下后发给我的。是春天拍的，黄黄的油菜花儿开放，庄稼地中堆着去年的麦草垛，还保留着农家田园的风格。
就在这里，我度过了人生最难忘、最痛苦、最迷茫、最悲观失望、也最回味无穷的岁月。有不少故事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让我慢慢讲给你听。
02
当年的房东
秦岭山脚下这个叫“杨崖”的小村子，全村几乎都姓杨。当年也就二十几户人家，100多口人。现在村里的房子明显多了，但仍然静悄悄的。院墙旁堆着刚刚收割的玉米秸秆，却见不到人，路边的野花开得很旺盛。
正当我站在村里四顾茫然时，远远地，踯躅独行走来一个老农民，看上去有七老八十了，老远就仰着脸望着我。我迎上前去打招呼：“老乡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”
老人回答：“杨五银。”
我大吃一惊！啊！五银。这不就是我当年的房东吗！原来，我凭着记忆恰好把车子停在了房东的门前。我急忙上前拉着五银的手仔细端详，仍可辨认出当年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农民的相貌。
“五银啊，您还记得我吗，我是当年的知识青年王晓光啊。” “啊！你是效框（晓光）啊！啊呀，你回来咧，快快，屋里错（坐）、屋里错（坐）。”五银还清楚地记着我，激动地拉着我的手，手足无措地走进他的家。
我和杨五银坐在他家的后院里。地上摊着刚收获的青辣椒，在太阳下晒着
瞧！后面就是当年住的旧窑洞，黑洞洞的，那是当年农民的主要住宅。如今这里的农民大多盖起了新瓦房，这些窑洞早已废弃不住了，但黑呼呼的“大洞”还在，像是瞪着眼睛看着我，询问我，你这个远方的游子，为什么46年后才回来？
在杨五银家的新瓦房门前照相留念
院子里新盖了个小厨房，屋檐上挂着红辣椒，为了晾干。
我清楚地记得五银家的窑洞一共是三孔，就是照片上的这三孔，果然都还在。只是，中间为什么砌了一道砖墙？我操着当地的方言土话问杨五银。
五银告诉我说，儿子大了成家了，分出去“单另”过了，所以砌一道砖墙，把一个大院子分开了。
噢，原来如此。（下图）
杨五银家早已盖起了新的三层高的水泥砖瓦楼房，旧窑洞被挡在了新房子的后面。房后的土崖上还是一排排的小松树，记得那上面原来还长着一颗樱桃树，是村里唯一的一棵桃树。每到春天都开满灿烂火红的桃花，给我们黑暗、郁闷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桃花开得最旺的时候，我曾攀到土崖上用镰刀砍下来一大枝桃花。这里的农民从来不干这种“采花折柳”的事儿，所以当我扛着那一大枝桃花往回走的时候，老乡们都老远看着我发笑，我身后跟了一群村里的小孩子，兴奋得嘁嘁喳喳、喧嚣不已。
五银说：“噢，对对，喔细情（那件事）我记着呢，你砍哈（砍下）一大枝桃树，扛着回来，桃花开得旺得很。”
（下图）如今抬头看去，房后的土崖上只剩下一排排的小松树，却不见了那棵樱桃树了。
五银说起他的大儿子我还记得。当年下乡时我只有16岁，而杨五银年龄大我十几岁，已经是3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了，成了家，是队里的会计。他不但有文化，而且长得英俊潇洒（他当年的风流韵事我后面再讲吧）。记得当时他有两个孩子，老大是男孩当时也就七、八岁吧。小的是个女孩，好像只有三、四岁。
我这样回忆着，五银的老伴儿回应着说：“对着呢，你还记得？后来又生了两个男娃，饿屋（我家）一共四个娃呢。”
（下图）我递上一根香烟，五银点燃吸起来。我观察着杨五银的这个新家。虽然搬进了新砖房，但房间里的生活仍然是老方式——睡的还是土炕，估计冬天还要烧柴暖炕，炕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杂物，墙上贴着孩子的奖状，以及色彩鲜艳、民俗味儿很浓的年历画，桌上、柜子上零乱地摆着各种生活物品......等等，表明他们的文化生活、精神品味还停留在古老的过去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
（上图）杨五银已经有了重孙子。五银的老伴儿高兴地手举着重孙子让我拍照。瞧！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，蛮精神呢！
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里农民当年的典型住房格局——先在土崖上挖出来一排窑洞，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不等，或三孔或二孔窑洞。然后在窑洞的前边再围上一道院墙，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“农家院落”。如果有经济能力，还会在院子里横着盖一排土坯房子。窑洞是农民的主要住宅，每一家都有。但只有生活好一些的家庭，才能在院子里再盖一排平房。
不过我记得，当年“杨崖村”的农民除了窑洞外，几乎家家都在院落里盖了一排平房。似乎只有住在村口的一、二家比较穷，院子里除了窑洞再无平房。就这样，各家各户的院落一个挨着一个，沿着黄土崖依次排开，形成了这个小山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房子如果还在的话已经超过100年了。
杨五银当时算是队里生活比较好的家庭，所以不但有三孔窑洞，有一个大院子，而且在窑洞前盖起了一排平房。那一排平房共有四间，就是我们五个知青（三男二女）的住房。其中男生一间，女生一间，一间是厨房，中间一间是过堂。
至于后面的那三孔窑洞，是杨五银一家当时住的地方。
当年的窑洞“大洞”虽然还在，但当年我们知青住的平房早已拆除了，在原来平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砖房。我回忆着，遗憾着。却意外地发现，村子里有唯一的一户人家没有盖新房，仍然保留当年的老房子（我和这户人家的故事下一篇再讲）。虽然这不是我们知青当年住的房子，但就隔着几户人家。最重要的是，院落的格局、房子类型、建造年代......等等完全一样。索性拍照下来做参照，可以看出我们当年的生活环境。
院子大门外景
从院子侧面看过去会发现，平房与窑洞是垂直的格局。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的房子屋顶不是“人字形”，而是像“一面坡”似的斜向一边，好像是为了把雨水都流到院子里一样。这种房子当地叫“偏厦子房”。“偏”向一边是明显的，但“厦子”是何意？就不明白了，是不是“厦子”这两个字我也不确认。
这里是古代周、秦、汉、唐的老地方，文化底蕴相当丰厚，当地农民的方言里有很多古言古语的文言文。比如见了面互相问候不说“你吃过了吗？”而说“你吃毕了吗”？听听，“毕”了。再比如你和人家争吵时声音太大了，人家反感就会说：“你呐喊个啥吗？”你听，不说“喊叫”，而是说“呐喊”。当年这曾让我们惊诧不已。
推开当年的木板门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还是当年的景象
（上图）这一排“偏厦子房”是村里保留下来唯一的一所了，和我们当年住的房子一模一样！院子里的格局也一模一样，后面是窑洞，前面是平房，我的身后就是院子大门。
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“情景再现”吧。
我在院子里、“偏厦子房”前，还有窑洞前，分别照相留念
房前堆放的大铁锅是老物件，和我们当年用的一样，现在被废弃了
实话说，我的故乡不是这里，但这里就像我的家乡一样养育了我。我16--18岁的“青葱岁月”就是在这里度过的，我的世界观、价值观的形成也与这里息息相关。这里的农民古朴、厚道，同时也环境闭塞，缺少文化，甚至还有些愚昧。1968年我下乡到这里时“文革”刚开始两年，整个社会还是乱糟糟的，我的家庭当时也遭到了不堪回首的遭遇，我是被命运抛到这里的。在那个苦雨腥风的年代里，是这里的农民给了我安身立命、生存下去的条件。
所以，我一直挂念着这个小山村和那些父老乡亲们。但自我18岁离开这里后，命运把我抛向远方，一站又一站的，从这个小山村，走到更加远的秦岭深山，再到宝鸡，到西安，后来又到了深圳、香港.........却一直没有回来过这个遥远的小山村。直到整整四十六年后，我才第一次回来。
至于我在这里经历了什么，很多无法忘怀的往事，我的房东杨五银、青年农民杨黑娃、杨志发、杨有孟、杨根孟......还有当年远近闻名的、村里最漂亮的媳妇支小娥的故事，至今还在记忆中......
我慢慢讲给你听。
03
火红的柿子
虽然说，村里唯一还没有盖新砖房的这家农户，为我保留了当年的记忆。但走进这家院子时，我心里不住地猜测，这是当年的谁家啊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盖新房？
听到我的招呼声，从那所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里走出来一位老人，我仔细辨认着，认出来了，是当年的一位颇有些聪明才智的青年农民杨志发。听说我是当年的“知青王晓光”，他也兴奋了，他还记得我。
（下图）我们在院子里，在他家的玉米架子旁合影。
看得出来，杨志发的日子过得很逼仄，他家旧房子的背后紧贴着邻居高大的新砖房。说起来，杨志发一腔苦水，原来他的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，小儿子也远走他乡......老伴去世后，他独自生活在这里。更多的，我也不好再问了。
杨志发指着院子里的旧土坯房对我说，村里就剩下“饿屋（我家）”没盖新房了，这个旧房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有100多年了。
看着房檐下精心堆放的柴禾我就知道，他如今做饭还是烧的柴禾，而不是石油气或煤炭。
（下图）黄澄澄的玉米棒子，穿起来挂在木架上，为了早日晾干，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。可见这里农家的生产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我太太当年也是“知青”，但不是在这个村。她看着兴奋地说，这里和她“下乡住的房子一样”。禁不住照了几张像。
杨志发和杨五银年纪相近，当年也是30岁左右，屋里也有二、三个小孩子，如今他也该是70多岁的人啦。记得他是村里比较有想法的青年农民，风度也好，说话有条有理，从不与人争吵，却多次在队里的重大问题上语出惊人，颇得群众赞赏。
当年他和我比较谈得来，经常在一起干活聊天。有一年夏天我们一起锄玉米，我不小心一锄头砍在他的脚上，当时就血流不止。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，他笑着说没事没事，用黄土抹了两把，拄着锄头一瘸一拐地回家了。我想这下子糟了，他家就他一个成年男人，连水都没人挑啊。于是下工后我挑了一担水给他家送去，他却极力阻拦，坚决不让我为他家担水。
事后我也很后怕，幸亏伤情不严重，杨志发在家歇了些日子，脚伤很快好了，又出来干活了。
我对他提起这段往事，他却说不记得了。看他如今日子过得如此凄惨，我拿出一些钱来塞给他，却被他拒绝。推来搡去的几个来回，他才勉强收下，却又非要给我带上些刚收回来的小柿子。
（上图）瞧，就是这些火红的小柿子，刚收回来不久，还放在车子里没有归纳呢。
陕西关中地区的这种小柿子很有名，每年深秋季节成熟，收回家里后再放上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天气再冷一些后，柿子让霜打了，表面上会渗出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吃起来可甜了。当地称之为“火晶柿子”，这个名字不知道与它火红的颜色是否有关。
村口一棵柿子树，不知是谁家的，柿子还挂在枝头没有收
（上图）院子里地上堆的枝叶，我认出来了是柿子树的枝叶，显然是收柿子时打落的。杨志发把它摊在院子里晒着，我猜一定是晒干了做柴禾。可见这里仍和当年一样，在农户家的生活中，“燃料”仍是一个大问题，做饭、烧炕都需要燃料。仅靠地里的庄稼杆儿是远远不够烧的。要是再掏钱买煤，买石油气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由此引出了当年的砍柴，和我的“要柴不要命”的故事。
04
风雪夜归人
40多年前，我下乡的生产队 "杨崖村"，地形是典型的“两山夹一河”。河道很窄，河两岸的平地很少，大多数的田地位于两旁高高的土塬上，每天干活要不断地“上坡、下坡” 。下坡倒好办，顺势而下即可。但是，要拉着几百斤重的车子上坡就费劲了，要靠老牛来帮忙。
（上图）就在这样的土坡前，生产队每天安排一些七、八岁的小孩子牵着牛儿站在这里，等我拉车子来到时，把我肩膀上套着的绳子挂在老牛拉的铁钩上。就这样，小孩子在前头牵着牛，牛帮我拉着车子，我只需掌握着车辕方向，“牛走前来我走后”，就能顺利登上陡峭的土坡了。。下坡倒好办，顺势而下即可。但是，要拉着几百斤重的车子上坡就费劲了，要靠老牛来帮忙。
（下图）这样的土坡路在我下乡的“杨崖村”里很多，一个人拉着空车子上坡还行，要是几百斤的重车子，一个人根本别想拉上去。你以为有牛帮忙就轻松啦？——错！
那时候“架子车”没几辆，拉车子干活是奢侈的，老黄牛也是稀缺的。何况“牛走前来我走后”，一不小心就会被老黄牛踩中脚背。我不幸遭遇过几次，几百斤体重的老黄牛啊！尽管我大声吆喝，拼命抽打老黄牛，那畜生也不急不忙，好半天才挪开那又重又大的牛蹄子。
再看我的脚哇，简直痛死了！
所以，大多数的农活还是靠人的脊背，即山区特有的“背篓”。所有的种子、农家肥要靠人力一背篓一背篓的背上去，收割后的粮食要一背篓一背篓地背下来。背篓是篾子编的，巨大无比，装满了足有140多斤重，可怜我那时的体重不过106斤（下乡前体检的数字）。每每让背篓压了一天后，总感到胸口处疼痛难耐，就像胸腔被挤压在一起似的。我从小生活条件不错，但长大后身高却不到170，远不如我的弟弟妹妹，估计就是16--18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在农村不但缺吃少喝，还天天让背篓挤压，给压成二级残废了。
“黄土高坡”留给我的不只是生活的艰辛，也有难忘的回忆。
话说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独自一人到很远的地方拉粮食。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刚上路就开始下雪了。离生产队有20多里路，雪越下越大，田野越来越黑，那时候农村没有电，四处旷野一片漆黑，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小人儿。鹅毛大的雪花打在我的脸上，身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。我两只冻僵的手抓住车把，肩膀上套着拉车的绳子，脚下踏着雪水泥泞，一步一滑地吃力走着。我知道，无论如何今晚我必须走回去，留在野外我会被冻死的。
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跟斗，爬了多少土坡，终于来到离村子不远的最后一个大土坡前。大约还剩下几里路，只要爬上这个土坡，前边就是平路可以滑着脚步回村了。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时间，估计已经是半夜了，由于摔了好几次跤，浑身上下都被地上的泥雪湿透了。我又冷又饿，但只能奋力向前。
稍稍喘口气，我咬紧牙关拉车子上坡，嘴里一边喊着号子给自己鼓劲儿，双脚使劲地踏入地上的泥雪中.........但几次都是拉到半坡时，双脚滑得站不住，被迫滑下来。反复几次后，我累得一点儿力气都没了。当时我想，这个土坡平时也多次来过，没有这么难啊！就是因为今夜下大雪，泥泞路滑，脚下太滑了。事后回忆那晚的大雪，很美的，纷纷扬扬、漫山遍野，静悄悄地覆盖了原野、道路和村庄.........
可那时候我毫无心情欣赏雪景。我无奈地站在高高的土坡下，仰望苍穹，北风呼啸、大雪飘飘，天地之间只剩下我自己，真是欲哭无泪啊。
眼泪没有用！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，想了一下，只有两个办法：第一个办法，把车子和满车的粮食留在路旁，独自走路回村找人来帮忙。只是前边还有几里路，一来一回要很久。留在路旁的车子和粮食是不会丢的，那时虽然是“文革”中，但农村仍然是“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。这个方法虽好，只是太费时间了，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采用。
第二个办法，附近有人家吗？我放下车把，爬上一个高处观望，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的院子。虽然看不到灯火，也听不到动静，但似乎能闻到晚炊的烟味，应该有人。我跌跌撞撞地跑过去，“咚咚咚”地敲响了那个家户的大门。不久，院子里传出了人声：“谁里克（是谁呀）？”
“饿（我）是杨崖的，前边那个坡上不去了，你给帮忙掀一哈（推一下）吧。”我扯着嗓子操着当地的方言，隔着院墙回答。没有声音了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里有脚步声走到大门口，“吱扭儿”一声大门开了，一个壮实的汉子站在我面前，黑暗中看不清面容，但像是个中年人。
我把刚才的话对他重说了一遍。那汉子先不回答，反而问我：“你霍（喝）了吗？先来屋里霍（喝）一哈（喝一些）吧。”
我一愣。原来，这里的方言把“吃晚饭”说成是“霍（喝）汤”。问我“喝了吗？”是问我“没吃晚饭吧？”那汉子见我浑身是雪，可能想到我还没吃晚饭，请我先进屋吃点晚饭呢！
见我推辞，那汉子也不多说，跟着我来到土坡前。我在前头双手紧握车把，肩上套着绳子使劲拉，那汉子在车后用力推，两人一起用劲，不一会儿就推上去了。我能感到，那汉子力大无比。在农村天天干活，互相之间经常帮忙推车，谁的力气大小，一上手就知道。
在土坡顶上那汉子又问我“前边行吗？莫事（没事）吧？”我肯定地说“莫（没）事了。”那汉子转身下坡离去。我则拉着车子轻松地回村里去了。
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。我没问那个汉子姓什么，黑夜中我连他长的什么样也没看清。他也没问我是谁。他毫不防备，就在半夜里为一个陌生人开门，还在雪地里帮我推车子上坡。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汉子，虽然他的家离我们村庄并不远。那时的人们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可陌生人之间并不猜疑。
（上图）整整四十六年后的今天，我又站在这个高高的土坡上，向坡下的远方张望。
土坡还是那个土坡，远处的那个院落却不见了。不知道那户人家是搬到别处盖新房了，还是到城里去打工了？当年的那个汉子如今该是老人了，他的晚年生活幸福吗？他还记得整整四十六年前，雪夜中的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吗？
没有人能回答我。
只有土坡旁的野花，比46年前开得更加旺盛。
05
朗朗的方言声
记得是1969年刚过元旦，生产大队找到我，想让我到大队小学校当老师。领导怕我不愿意，解释说只有三个年级40多名小学生，来自三个小山村。你随便教些语文、算术就可以了。每天只上半天课，下午孩子们回家干农活。再说，离寒假也只剩下十几天了。没有老师学校已经停课很久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
说完，领导塞给我一把钥匙一个马灯和一只老式的马蹄表，说了一句“学校就在你们村的庙里”不管我同意不同意，扭身就走了。
哦，想起来了，刚到村里时就看到了那座不大的庙宇。房屋虽然不大，却条石为基、灰瓦铺顶、松木为椽，是村里最好的房子。就在打麦场的旁边，是村子最中心的位置。一直门窗紧闭，原来已停课多日了。我提着马灯，抱着马蹄表来到庙门前，掏出钥匙打开门。只见一间大殿，摆了很多排做工粗糙的桌子和条凳，这大概就是课堂了。神像早已不见，也不知当年供的是什么神仙。大殿右侧用上好的木板隔开了一间小屋。进去一看，一桌一椅一炕。桌子是庙里原来的“供桌”，材质不错。不用说了，这是老师备课、批作业和休息的地方。
我挑来一担水打扫了卫生，然后坐在“供桌”前，借着马灯的光看了下课本，就开始瞎琢磨了。
在一个大教室里同时为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？这事儿听说过，却没见过，更没干过，没想到竟落在我头上。我倒也不怕，既然听说过咱就按着“听说”的方法来。反正这个学校我说了算，既没有校长，也没有同事，领着一群六、七、八岁的小孩子，别出事儿就行了呗。
第二天一大早庙门前就来了一群年龄不等的孩子们，背着颜色各异、样式不同的书包。还没等我说话呢就一个个跑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刚走到讲桌前就听不知那个孩子的一声喊“起立！”满大殿的孩子齐刷刷站起来喊道“老师好！”
我赶紧回答“同学们好！”又听一声“坐下！”一阵砰砰嗙嗙的桌凳碰撞声，几十双眼睛盯着我。心里有点慌，幸亏昨晚上想好了。我说，今天第一节课是“语文课”。然后我先对最左边的、个子最小、表情最迷茫的两排学生说“是一年级吗？”得到回答后让他们打开课本，把这学期已经学过的生字每个抄写五遍，要记牢，等会儿要默写。
又对正面的两排二年级学生布置说，先自己预习今天要讲的新课，准备回答我要提问的两个问题。
最后来到右侧的个子最高、表情最丰富、跃跃欲试的三年级面前，准备给他们讲新课。记得小学时老师上新课，先要领着我们朗读一遍。就是老师念一句，我们学生跟着念一句。有些生词生字不认识，不要紧，跟着老师念就行了。念完后老师才会讲生词、生字和文章内容，最后布置作业，一堂课就这样行了呗。我就打算这么办。
正当我要领着孩子们朗读时，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一个我之前没想到的问题。
那时我下乡才两个多月，最大的障碍是方言。我们在城里都说普通话，虽然也有同学下课后说陕西话、河南话，但讲的是“很雅”的“城市方言”并不难懂。而一旦上课朗读课文、回答问题时一律跟着老师讲普通话。到山村后发现老乡说的方言和城里的不一样，“轰隆轰隆”的鼻音很重，几乎听不懂。我们知青要“向贫下中农学习”，第一关就是学方言。尽管我们讲的相当蹩脚，我们自己都听不下去，但老乡们从来不笑话。
这之前我和孩子们对话说的都是方言，唯一的区别是孩子们讲得自如，而我讲得蹩脚。咱刚来两个月吗，孩子们也不笑话我。问题是现在要朗读课文了，到底是用普通话还是用方言呢？我心里没底了，之前也没想到这个问题。
怎么办？下面十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等着我呢。我灵机一动，问“前边的那一课你们都学过了，还记得吗？好吧，你们全班朗读一遍给我听听。班长起个头。”于是，大殿里响起了整齐的朗读声，“千首歌，万首歌，小朋友爱唱语录歌......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这“语录歌”指的是“文革”时流行的“毛主席语录歌”。我一听，嗯，是方言。明白了，前边的老师就是用方言上课的。好，我心里有底了，蹩脚就蹩脚吧。
当然喽，孩子们朗读课文的方言比较“雅”，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“轰隆轰隆”的，看来前任教师不是这山里人，也许是来自外边的平原地区吧。
接下来的课很顺利，主要是因为我有自主权。比如说吧，咱都知道每节课45分钟，课间休息10分钟。但我每次35分钟就下课，课间休息20分钟，时间不够就缩短课时。反正唯一的马蹄表在我手里，又无人监督、没人考核。领着孩子们在门前的打麦场上踢球玩儿，10分钟哪够呀！
打麦场周边空旷，冬日里阳光充足。几个在碾盘上晒太阳纳鞋底的大娘老远就招呼着对我说，“笑狂（晓光）啊，逆（你）领着彩（咱）那帮子娃货们（娃娃们）粘副（念书），声音好听得很嘛！”呵呵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呵呵”。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飘出了庙宇，飘向了全村，乡亲们听到他们的“娃货们”粘副（念书）了。也不知学校停课多久了，小山村尽管偏僻那也是几千年前姜太公钓鱼的地方，周秦大地，皇天后土，不粘副（念书）可不行。至于我教孩子们念的是什么，念的准不准，乡亲们也不大管了。
十几天后放寒假了，我今生唯一的一次“为人师表”也就结束了。但有个问题我始终没想明白——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，语文老师上课时，尤其是朗读课文时，到底应该讲普通话，还是方言呢？如果讲方言，汉语拼音又该怎么教呢？如果讲普通话，孩子们能接受吗？咱不是教师，特别不是语文教师，也就随便想想，没当回事儿。
寒假后再开学前大队又找我“给彩娃货们（咱娃娃们）教书”时，我不想误人子弟，果断拒绝了。大队领导动员我很久，我毫不动摇回地里干活儿去了。
直到几十年后，读到旅美汉学家杨联陞老先生的书《哈佛遗墨》才知道答案。杨先生说：语文，其实讲的是“语”和“文”两件事。语是语，文是文。很多学校里的语文课实际上只教了“文”而不教“语”。只教了“书面语”即文字的读、写、讲，而不教口语即说话的用词恰当，语句通顺、前后连贯。不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，因此也不能教会学生说普通话。仅仅读课文的时候按照词典里的注音来读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讲解问题却一概用的是方言。说穿了，这是沿用千百年来教文言的老传统，只是拿白话文代替文言罢了。比较好的，能做到上课全用普通话，但也仅限于语文课。少数更好的课外也用普通话，较差的连用普通话读课文都做不到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当年的我属于杨先生所说的“较差的”老师呢。
这段短短的教书匠生涯给我留下唯一的记忆就是那群“娃货”们，尽管他（她）们的面孔和姓名我一个也没记住。后来我有几次偶然到另外的小山村，经常会从路边跳出来，或从农舍的门洞里钻出来个子小小的“娃货”，身子挺得直直的，仰着脸对我大声说“涝斯耗（老师好）！”然后就眼睛一直盯着我。
事发突然，我难免吃一惊！哦，原来是我教过的学生。但我并不认识，赶紧点头示意。那孩子见我听到了，才放心地松口气。有时“娃货”个子太小，尤其是女孩子声音细，我根本没注意到。那“娃货”会一直保持立正姿势眼睛注视着我，直到别人提醒我赶紧打招呼后，“娃货”才会放心地舒口气。这事儿碰到过很多次，多朴实的一群“娃货”呀。
当然了，那些娃货们大声说的是方言，是比较“雅”的方言。
（下图）2014年我再回到小山村时，见村里新一代的“娃货们”刚放学，这一批“娃货”的风采已迥然不同于四十多年前了。希望他们有一个好老师，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方式。
四十多年过去，不知我当年教过的那些“娃货们”如今怎样了？ 他（她）们还记得当年，那位讲一口蹩脚方言的老师吗？
06
惨白的月亮
1969年初春，我下乡当知青才几个月。一天晚上我扛着锄头站在田头，望着天上升起的一轮明月，久久地发呆。
那个时候山村没有电，一到夜晚就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常常地，收工后我们在暮色中急忙回到知青点，饿着肚子钻进黑呼呼的灶间，在油灯下费半天劲做好饭。待端着饭碗走出堂屋时发现，土崖上忽然升起了一轮明月，刚才还漆黑的场院里洒满了月光。
那月光很奇怪，不像城里的月光那么明亮，而是银霜一般，惨白惨白的。我就坐在门槛上端着大碗狼吞虎咽，之后端着空饭碗累得不想动，看着遍地的银霜发呆。有时我们会在月光下唱起忧伤的歌曲，有时候也借着月光在场院上练摔跤，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那天收工较晚，月亮都升起来了，特别圆，惨白惨白的，我呆呆地望着。
“王晓光，你不赶快回去做饭，在这里发什么呆？”听声音这是另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，扎着革命式“小辫子”。她很成熟，也很革命，经常教训我们男知青要“好好改造，向贫下中农学习”。
心不在焉的我随口而出：“你看月亮。”
“月亮？月亮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小辫子不解地反问，“既不能吃，又不能喝”。
我这才回过头来，认真地请教：“你是高中生，比我懂得多。听说美国人就要登上月球了。是真的吗？“
月光下只见“小辫子”明显地抖动了一下身子，紧张地问我：”你说什么？你从哪里知道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“
我一笑说，你别紧张吗。是美国的新任总统尼克松说的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。你不知道吗？
没错，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。
在农村别说是报纸了，任何有字的纸张都很少能看到，我们对大山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，就像被封闭在中世纪一样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公社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《人民日报》的大批判文章，标题是《走投无路的自供状——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就职演说》。
听的并不完整，只知道美国有个新总统叫尼克松，他上任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，很反动，我们要批判他。这种大批判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，文章往往写得慷慨激昂，但到底被批判者到底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
但这次我有了兴趣。因为这篇文章提到几个似懂非懂的事，我很想看看。
可是农村没有《人民日报》，整个大队只有一份《陕西日报》掌握在革委会主任手里，宝贝一样不给我们看。
不久机会来了。一次去县城拉化肥的时候，我居然找到了那份《人民日报》。更让我意外惊喜的是，在那篇大批判文章的下面，以“较小的字体”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。这可真是太难得了！
于今我已不能记住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了。但我记得他讲的几件事。比如他提到，不久前美国阿波罗飞船的宇航员发回了“掠过月球表面的照片”，使人类第一次“像上帝那样看到了地球”（听听，像上帝那样）。他还说“在孤独黑暗的宇宙中，我们都是‘乘坐地球的乘客’，等等我从未听过、也未曾想过的话。通篇演讲都在吁求和平而不是战争，他还提到美国正在进行“登月行动”。
我一字不落地读完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，不仅他的观点，包括他的文笔都让我倍感新鲜，与我们从小习惯的语境完全不同。文雅、睿智，并不像《人民日报》批判的那样“走投无路”般凄惨。
至于那篇大批判文章，我连看的兴趣也没有了。我将报纸怀揣着带回农村在知青中传阅。人类真的能实现登月梦想吗？望着惨白的月亮，我们谁也说不上来。月亮对于我们知青只不过是夜晚的照明，对美国人似乎还意味着别的什么？
许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就在当年我在偏远的山村困惑不解的时候，就在我们使用着近乎原始的农具，以千百年前的老祖宗几乎一样的方式农耕劳作的1969年，美国人登上了月球！又过了几年，这个帝国主义的总统尼克松，也访问中国了。
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，我只是经常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。或许其他同学很快失去了兴趣，而我却很长时间不能自己。那天晚上收工时，我又不由自主地站在田头望着升起的月亮发呆了......
“晓光！晓光！不好了！革委会到处找你呢。”我正在吃晚饭，同队的知青、外号“柱子”的同学气喘吁吁跑来，“听说小辫子把你告了，说你思想反动，散布帝国主义言论，是阶级斗争新动向。革委会要组织群众批斗你！”
我茫然不知所措。我自知出身不好，是“黑五类”子女。父亲早已“逃了”不知去向，城里满大街贴着我父亲的“通缉令”，母亲当时被关在“牛棚”接受改造。这时候要是革命群众批斗我，我一个十七岁的少年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。但是，我有什么“反动言论呢？”
结果当然是啼笑皆非，当我拿出那份《人民日报》时，所有摩拳擦掌、一脸严肃、准备批斗我的人都默声不语了。这是“党报”，肯定不是我伪造的，我没那个本事。
走出大队革委会，我抬头看，天上的月亮惨白惨白的......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。没有忘记的，当然不是告我刁状的“小辫子”。她大概也是好心，生怕我被资产阶级拉下水吧。只是她搞错了。
后来，我不止一次到过美国，还特意来到美国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国会大厦。在这里我看到很多真实的现象，很多闻所未闻的资料。我看到了美国历史上更多的、杰出的总统塑像，有一次还和布什总统本人不期而遇。
（下图）美国华盛顿，我在“林肯纪念堂”留影。对林肯总统我有颇多看法，不以为然。
当然，我也看到了美国的月亮，和我在中国看到的一样。但和几十年前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的月亮，真是一样的吗？
07
藏在炕洞里的屠格涅夫
现在的文学作品，总是渲染知青生活的艰苦，这不够真实。虽然农村的物质条件比城里差很多，知青们也受了不少煎熬，但老乡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，人家是怎么过来的？所以我体会，最艰苦的不是物质生活，而是在相对闭塞、愚昧的环境中，文化和文明的缺失。老乡们多年习惯了，或者没有更高的奢望，但来自城市的“知识青年”可受不了。“蛇已经尝到了天堂的滋味”，不可能再回到落后、闭塞的生活了。
知青的痛苦主要是理想的破灭、文化的缺失和文明的远离。知青诗人郭路生，曾以一首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的诗歌，记述了动乱时代的一幕生离死别，诗中强烈地呼唤了一代青年对文明的留恋和不舍：
......
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，
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，
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：
永远记着我，妈妈啊，北京！
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，
管他是谁的手，不能松，
因为这是我的北京，
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……
知青的物质生活虽然清苦，但毕竟没饿死人。精神上的贫瘠却令人难以忍受。那是一个“无书可读”的时代，凡是能抓到手的书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我很惊讶的是，在农村老乡家中还存有少量的“旧书”，比如我就看过一本《薛仁贵征东》，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印刷的，字纸发黄，还是竖版的，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，所有的标点都是句号一样的圆圈，只能帮助你断句理解，我猜没准儿是清朝印刷的。那时候年轻脑子好，我只看了一遍就倒背如流，能绘声绘色地为别人讲述，中间不带打喯儿的，至今还记得其中的诗句：
“家住逍遥一点红，飘飘四下无踪影。三岁孩儿千两重，保汝跨海去东征。”这诗里隐含着薛仁贵的籍贯和姓名。
此外，还有很多书是一些比较大胆的知青战友，在下乡之前从学校已被“砸烂“的图书馆里“拿来”，每本书上都盖有“****中学图书馆”的章子。中外作品都有，但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品。
记得那年夏季的一天，我不想出工干活儿，就去邻近的“陆家河”村知青点串门。大白天的，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知青同学也没去干活儿，正躺在炕上看书。这个同学我认识却不太熟悉，现在也想不起他的姓名了。他见我来了挺高兴，让我坐在炕前的小板凳上，而他因为“最近不舒服”继续躺在炕上和我聊天。
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外国书，就问他哪儿来的。他说都是下乡前从学校图书馆“拿的”，还有很多呢。说着一翻身从土炕下面的炕洞里掏出一本书给我，我一看封面是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》，从来没看过，也不知道屠格涅夫是谁。他很爽快地把书送给了我，说回去慢慢看吧。
这本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》包括六篇小说，有《木木》《初恋》《阿霞》等，其他的篇章不记得了。后来那本书在我们公社的知青中传来传去，不知所终。这种书在那个年代属于“禁书”，只能私下传来传去，那个知青之所以把书藏在炕洞中，也是为了避免被革命群众发现。
虽然“文革”前我也曾读过一些苏联小说，但都是正面讴歌的，如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古丽雅的道路》《铁木耳和他的队伍》《丘克和盖克的故事》等。而像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》这一类描写旧俄时期贵族知识分子文雅、深沉、忧郁，情感细腻的作品，我还从来没有读过，倍感新鲜、诱人，几乎是从早到晚捧着，一口气读完的。
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，就这样无意间走进了“世界文学的三个高峰”之一：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。书中传达出的正直勇敢、优雅文明、细腻情感，以及对民族前途的思考、对社会责任的担当、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与我少年生活的“底色”是一样的，却与当时的“革命”时代精神完全相悖，深深吸引着这一代的“知识青年”。我们就在那个荒芜的年代里，用这样的“禁书” 滋养着心田，也开始了这一代人的“自我精神救赎”。而我本人则由此开始了，对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学的深度探究和终生热爱。至今，家中还有一个书柜专门留给俄罗斯文学。
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，很难再看到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了，我仍会时不时地翻阅当年留存下来的书籍。这些作品堪称经典、历久弥新，直到现在仍然吸引着我，影响着我。
08
我也学摔跤
“文革”初起，乱世英雄起四方。知识已然无用，官位也是罪过，拳头反倒打遍天下。很多“文革”前名不见经传的“江湖人物”成了年轻人的崇拜对象，以武术、摔跤、拳击为主。年轻人不读书精力旺盛，再加上市面很乱，学点防身术是最时髦的了。
我那时刚14岁，整日丧家犬一样，幸有几位古道热肠的同学带着学摔跤。但可惜生性愚钝，身体羸弱，老师不收我，只好跟着“徒弟的徒弟”随便练几下，同伴们之中我是最差的。每次出去跑场子，我总是第一个被推出去。江湖规矩，双方第一个出来的往往是小马仔，只是为了“热场”，不当回事儿的。我常常第一轮就被打败，只好等着看后面师兄们的真正较量。那时候一拨儿一拨儿的青年人之间常有摔跤比武场面，比的是武功，并非是仇恨。虽然“文革”期间世道混乱，比武场面气氛紧张，却都能持之以礼，胜者不骄，败者不馁，也没有因此而爆发斗殴的。
没想到的是，我16岁下乡到农村当知青，就那两下三脚猫功夫反而帮助了我。农村的小伙子常年体力劳动，身强力壮，除了农活技术好以外，力气也大，百多斤的“粮食桩子”扛起来就走不带喘粗气儿的。人家就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些还没发育成熟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豆芽菜式的初中生。嫌我们干活不得力，等到年终评工分时，知青的工分往往被大幅压低。
但摔跤多少帮助了我。在田间地头劳动休息时，青年男子们常比赛摔跤玩儿。农民兄弟虽然力气大但不懂技术，互相之间比的是力气。我这个村里身材最矮小、力气最羸弱的知青，却常常将那些膀大腰圆的汉子轻易地摔倒，为我赢了些口碑，到了“评工分”的时候不会太受欺负。
为此，每天收工后，只要还有力气，我们几个知青总要约在一起“苦练杀敌本领”。
生产队的场院就是我们经常练武的地方。
其实我技术特别差，怎么苦练也没用。再加上身体瘦小，所以连“徒弟的徒弟”都不愿意多教我。好在后来我总算是学会了一招——“缠腿”，专门对付那种膀大腰圆却不得要领的汉子。不怕你的力气大，只要我缠上了你，你总不能把自己拔起来吧？四两拨千斤，屡试不爽。“徒弟的徒弟”见此又点拨了我几个要领，一时间竟忘乎所以，本来把对方摔倒就行了，我还要就势来个“亮相”显摆显摆。在老乡中博得小名气。
没想到，一次遇到另一拨儿知青前来“讨教”。记得那晚月光如洗，生产队的打麦场银霜一般。我第一个出场，用“缠腿”术漂亮地摔倒两个对手。那时我已谙熟“缠腿”术，先想法子缠上对手，然后以逸待劳让对手折腾，待他累了不防备时，我左腿牢牢扎稳，右腿猛地向前划个弧形，刹那间把对手摔出去一溜滚翻。我却稳稳站住，不急着收势，右腿继续把下半个弧形划完，双臂张开来个“白鹤亮翅”，同时环顾四方亮个相，再缓缓收身，心里挺得意。
随后第三个对手上来了，我故伎重演。没想到人家蛮不在乎，随便让我抓住、近身、缠腿......正当我要“白鹤亮翅”时，他左掌轻轻一推就给我来了个“狗吃屎”。我滚在地上回头一看，那家伙蹲个马步，两手护住山门，纹丝不动，没事儿人一样。我不服气爬起来冲上去，又遭到“一个狗吃屎”，连续三个“狗吃屎”后我不敢再上了。因为我就会这一招，再不会别的了。
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我请教他是怎么破了我的“缠腿”术？他微微一笑说，你的破绽太明显，我什么招都不用，轻轻一推就行了。我大惊！又问，那“徒弟的徒弟”同样用的“缠腿术”，虽然没成功却也没被你摔个“狗吃屎”呀？他又微微一笑说，人家那功夫，身手不一般，这一招被我破了，瞬间转换，下一招就上来了。听得我云里雾里。
后来他们也曾多次比武，我只有观战的份儿。两个高手对招，初时还能见一招一式、辗转腾挪，后来却只能见龙虎相扑、尘土飞扬，什么也看不懂。从此放弃，结束了我短暂的“习武”生涯，转而到俄罗斯文学里去感伤了。
那些年我曾观看过很多类似的较量，“文革”时期尚武轻文，摔跤场面很普遍，观战机会也多。我发现，要成为一个好的摔跤手，除了勤学苦练，反映灵敏，拜个好师傅等等因素外，还有两个必备条件：
1、燕赵悲歌，齐鲁忠义。这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“软实力”吧。故而，江湖高手往往气定神闲、不露声色，甚至戴个眼镜、貌似书生、弱不禁风。而那些一出场就膀大腰圆黑铁塔、吼声如雷张飞般的，往往只是打前奏的马仔。延续到如今的商界，但凡成功的百年老企业国际大腕，总是安安静静很少发声的。就如一位前辈所说：大江大河是沉静的，小溪流才总是喧闹。
2、要有个好身材。不一定是强壮，强壮可以后天练出来。但自身要比例匀称、身材颀长，个头也不需要太高。后来看到古书上的“龙骧虎步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几十年后商场风云，交往各色人等，我也喜欢悄悄观察尤其是从背后观察对手的步态行姿。别说，真能看出不少。用到今天的商界，可谓之“结构合理调”。
学摔跤本是个人之事，却构成了一幅特定年代里奇特的社会画卷，也为我们的“知青生涯”添上一抹儿亮色。自打“文革”结束，摔跤回归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重登庙台之上，那份儿温文尔雅、持礼之规，已完全没有了乱世的江湖气息，我再也没见过江湖式的“跤场子”。倒是在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“吃混沌”中，陈佩斯那几个正宗的江湖“坡脚”曾引得我发笑。内心里钦佩陈佩斯的深入生活，坚持传统又不露声色。不过也担心观众是否看得懂，岂不枉费了佩斯的良苦用心？
后来我偶读“江湖之书”，书中说到，任何社会的组成除了官府、百姓之外，还有个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力量——江湖。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，却常被世人所忽略。每逢乱世出奇人，每逢盛世便隐身。但史书上只见官府和百姓，始终没有见“江湖”踪迹。正如“寻常看不见，锁在烟雾中。”读到此处想起我少年时“学摔跤”的经历，不禁颌首称是。
又惊出一身冷汗，庆幸后来浸淫商场多年，却不曾在无意间得罪江湖中人。江湖者，不可轻视也！此刻，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以不会摔跤之身份，却偏要“耍刀弄斧”说摔跤，众人要嘲笑了。
09
远去的车窗
当“知青”时常常被生产队派出去当“民工”。1969年秋冬季节，我和村里六七个老乡一起，拉着架子车，带着工具、粮食和个人行李，来到秦岭山里这个叫“杨家湾”的小火车站干过三个月的民工 （下图）。
沿着这条陡峭的石板路，我们每天爬到位于半山上的站台，干活，盖房子。
1969年是“文革”最惨烈的年代。记得是秋末冬初大约10--12月份，林副主席“一号命令”就是在那个时候发布的。当时的国家不仅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破坏，群众缺吃少穿，国家政治形势也相当严峻，边境上刚刚和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，新的国际战争随时可能爆发，上层的政治斗争已经尖锐化，民间也风声鹤唳，时不时就有身边的人被不清不楚地抓走。又由于渐渐进入冬天，一天天冷起来，山区的自然环境也相当严酷。
（下图）秦岭山的秋色其实很美。但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心情欣赏。
“杨家湾站”位于秦岭的半山坡上。这个小车站今天仍然在。四十多年后我再次来到此地，仍像当年一样，人迹寥寥。
铁路，本来是现代文明的产物。但这个深山小站的环境相当闭塞，铁路工作人员只有六、七个人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旅客在此上下车。四周的大山层层叠叠遮挡了视线，只有那两条远去的铁轨以及每天来来往往的火车，带来了碎片化的山外文明信息。
我做的是建筑小工，就是民工，城里人是不干这种活儿的。就是为盖房子的师傅搬砖、和水泥、洗石灰、干杂活......
民工，实为社会最底层的人群，和今天在建筑工地的“农民工”差不多，甚至还不如。起码现在的“农民工”是自己选择、自主决定、自己挣钱，自由流动的，只要有活儿干就能吃饱肚子。而我们那时候是由生产队统一组织的，我们没有进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可能，那都是城里人才能干的活儿，我们只能干露天工程，比如修水库、修公路、建筑工地什么的，几乎天天吃不饱饭。我们不挣钱，只挣工分。工程结算的钱由生产队去领，算是生产队的收入。
直到今天，农民工“社会最底层”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，虽然当代农民工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当时好了很多很多。
就是我和老乡们当年盖的一排房子，没想到40多年后它还在。看得出来，被粉刷过多次。
当民工相当累，具体我就不说了。寒风呼啸，每天都吃不饱，常常饿的前心贴着后脊梁。真正的饥寒交迫。我在这里的三个月，也曾发生过不少故事。只讲一件记忆最深的吧。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生病发高烧，非常虚弱。傍晚时分收工了，暮色中我拖着病弱的身体，独自在站台上。一列火车正缓缓驶过，车厢依次经过我的眼前：硬座车、硬卧车、餐车、软卧车.........忽然，我看见软卧车厢的一个窗口内，精美豪华的吊灯下，三男一女在打牌，车厢里的暖气一定很足，他们只穿着薄薄的毛背心，绣花的窗帘挡不住他们开心的笑容，向窗外氤氲飘来......
窗外的我发着高烧面黄肌瘦，冻得瑟瑟发抖，身上裹着一件破棉袄，腰里缠着一条草绳子。车厢内外，只隔着一层玻璃窗，这么近，又那么远。里面的生活我并不陌生，那是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记忆。
望着远去的列车，我最深的刺激是——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度过？真的要远离现代文明，扎根农村一辈子吗？“文革”前读过的美好的文学作品，为什么跟现实反差这么大？
当时我们知青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的艰辛，也不是劳动的繁重，而是没有前途的迷茫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那是“文革”最惨烈的时期，也是我人生的最低潮。
在社会最底层几年的重体力生活，为生存而不是为理想的拼搏，彻底改变了我。我的性格不再文静内向，也不再彬彬有礼，而是越来越粗鲁，打架斗殴，偷摘老乡的瓜果和村里的蔬菜，蔑视任何纪律、秩序、顶撞领导……可以说干尽坏事。
强烈的逆反心理，甚至有一股报复社会的冲动。“社会待我不公平，我待社会为何要善良？”是我那时最真实的想法。
也因为如此，后来才有了“要柴不要命”的故事。
10
村里的风流娘儿们
1960--1970年代的中国农村，不但物质生活贫穷，文化生活也相当贫乏。老乡们之间谈论最多，也最津津乐道的，多是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。若是哪个媳妇儿长得漂亮还兼风流成性，或者哪个青年小伙子英俊潇洒，保不齐就会陷入风流窝里，成为老乡们闲聊的话题。
我的房东杨五银，当年就长得很帅气。小伙子三十啷当正当年，眉目清秀，身板儿挺拔，又有文化，是队里的会计，家境也不错，自然就成了风流娘儿们的目标。有好几次他突然失踪几天，人不见了。最后被他的媳妇从河对面那个村庄一个寡妇的炕上，揪着耳朵给扯回家来。
五银自知理亏，脾气又好，从不对媳妇发火，厚着脸皮憨笑着钻进家门。他媳妇站在那个寡妇的场院里骂几句事情也就过去了。老乡们干活的时候哄笑几天也就算了。
万没想到，这个风流倜傥的杨五银，又和村里最漂亮的媳妇支改娥搞上了。
说起这个支改娥（支姓，是陕西古老的姓氏之一），那可真是漂亮，四里八乡远近闻名。当时也就20几岁，白皙的皮肤吹弹可破，精致的五官像画儿上一样，丰满的身材凹凸有致，走起路来袅袅婷婷，柔软的腰肢、丰满的臀部堪称完美，和你说话时总是仰着脸，嘟着翘翘的小嘴，鼓鼓的胸脯就挺在你面前，一般人都不敢正面看。
俗话说：仰脸的婆娘低头的汉。这支改娥偏还真是个刚强性格，谁要是敢欺负她或者是开玩笑过了头，她会马上挺起胸脯仰起脸、嘟着丰满的嘴唇和你吵架，最后败下阵来的总是男人。
偏偏这个支改娥的命运不济。娘家老爸不知怎的定了个“历史反革命”，她又嫁给了我们村地主家的儿子，那地主儿子也争气，"文革"前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，本是郎才女貌好姻缘，没成想那小伙子大学刚毕业到某个大工厂工作后，立马回家和支改娥离了婚。个中缘由曲直我们不清楚，反正我们下乡时支改娥已经离婚了。只是奇怪她“离婚不离家”，仍住在地主大院里的一间房子，每天干活挣工分，自己养活自己谁也管不着。到底是年轻漂亮耐不住寂寞，不止一位青年农民倒在了她的怀里，她的风流故事总在村里传播。
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开大会，传达什么文件。主持人忽然把杨五银拎到主席台上批判，杨五银当场承认除了那个寡妇以外，还“和支改娥睡觉了”，顿时满堂哄笑。惊奇的是当我扭过头去看支改娥时，只见她毫无畏惧，高扬着那张漂亮的脸蛋儿东张西望，梦幻般的大眼睛望着远方，就像这事儿和她无关一样。当时我心里暗暗称奇，这女子不简单啊。好在乡里乡亲的谁也不把这当回事儿，批判几句杨五银就算了，绝不会把女人，特别是把年轻女人拎到台上示众。
我后来问过杨五银：你和支改娥的事儿别人又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坦白？五银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社员群众造（早）就看出来了，我咋能不承认哩？”
是吗？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咋就没看出来呢？
这个支改娥同时戴着“历史反革命的女儿、地主家的儿媳妇、离过婚的女人、远近闻名的大美人”四顶帽子，该有怎样的故事啊。
我没想到的故事还在后面。
五银家的隔壁是杨黑娃的家。黑娃也是个青年农民，黑娃是他的小名，大名我已不记得了，当时已经20好几岁了。他既是公社革委会委员、大队革委会副主任，又是杨崖村的贫协主席，政治上的大红人哪！但毕竟是个年轻人，成天和我们知青混在一起，我们交往很多，也挺谈得来。
黑娃人很聪明，政治上也很进步，家境也不错，两个老人还下地干活挣工分，只有一个哥哥在部队当兵很光荣呢，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很好的背景了。可就是他长得太黑，那不是一般的黑，简直像煤炭一样，女孩子都不喜欢，始终说不哈（找不到）媳妇，把黑娃他娘愁的。
忽然有一天黑娃也失踪了，连着几天不见人。起初人们以为他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了，反正他的兼职职务也多。没想到原来他是“窝”在支改娥的屋里出不来了——天黑后钻进去鏖战一夜，早晨贪床起不来，天亮了又不敢出来，连续几天“窝”在里面，终于被发现了。
最后的结果是，支改娥挺着大肚子嫁给了杨黑娃。
刚听到这个事时我惊得完全不敢相信。
记得当时的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气坏了：“这是电型（典型）滴......这个这个......革命干部被拉下水咧......”他气急败坏，说不下去了——黑娃本来是他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呢。
但农村就是农村，食色性也，民生为上，哪管你什么政治不政治的。黑娃可不管大队革委会的指示，和支改娥两个人相跟着一块儿到公社，扯了（当地方言，意思是开了）结婚证回来，“奉子成婚”了。本来还要说亲啊、定亲啊、彩礼啊、择日子啊、等到冬天再过门儿啊........所有的程序都省去了，肚子已经大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可把黑娃他娘乐得，那几天嘴儿都合不上。
这事发生后不久，我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，后来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。
这次回来我问过五银，知道黑娃的家还在隔壁院子，黑娃的媳妇还是那个支改娥。我放心地走过去，见大门敞开着，就径直而入一边嘴里喊着“屋里有人吗？”
从里屋闪出来一个碎女子（小女孩儿）也就十几岁吧，水灵灵的，大大方方地看着我。我问：“这嘚是黑娃的屋里（这是黑娃的家吗）？”那女子不说话，只轻轻点下头。
“黑娃在屋里（在家）吗？”
“莫（不）在哩。”
我再问：“那你是？”那女子嫣然一笑说：
“你寻（找）的是鄂（我）爷呢。”我恍然大悟！看看，人家的孙女都这么大了。
我脑子一转继续问：“那你婆在吗？”
这里的风俗把奶奶称呼为“婆”，我问得是支改娥。
那女子点点头说“在哩，鄂（我）给你喊（叫）去。”一转身那女子不见了，不一会儿，搀着一个脸庞黑黑的老太太走出来，说：“这是鄂婆（我奶奶）哩。她二（耳）朵聋了听不见。你给鄂（我）说，鄂（我）写给鄂（我）婆（奶奶）看，鄂（我）婆（奶奶）识字呢。”
我吃惊地张大着嘴巴半天合不上，任我极尽想象也猜不到，当年的大美人竟变成眼前这个黑脸老太婆。
通过纸面交谈支改娥明白了，她大声喊着：“啊！笑（晓）光啊，四（是）你啊，你看，鄂（我）现在是个残疾人........”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，非要张罗着给我做饭吃。这时我才看出来，按说也是近70岁的人了，走起路来仍然脚步轻盈，身材仍然是那么凹凸有致，腰板儿也还是那么挺直，还是那样昂着头，脸儿朝上仰着，只是，脸庞变得如此之黑，眼神也浑浊了，迷离了......
最后，我们在黑娃家的院子里照了一张合影，她的孙女陪在一旁。你看看相片，还能认得出来这就是46年前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吗？
从右至左：我、支改娥、黑娃的孙女
你别说，支改娥的孙女长得也挺漂亮，精精神神，眼波流转，皮肤白皙，亭亭玉立，可能是她奶奶的遗传因素吧。听了我这话，那碎（小）女子羞涩地说了声“谢谢！”
但我心里的话她听不见的——这孩子长得，远不如她婆（奶奶）当年的风采啊。
11
要柴不要命
前面曾经说过，砍柴是我下乡生活中最苦的事。附近山上的树木早就被砍光了，必须走近深山几十里才有柴禾可以砍。没有柴禾就不能烧饭，有粮食也吃不到嘴里。 每次打柴早晨4、5点就起床出发，沿着狭窄的山区小路走上30里路，直到太阳老高了，才走到可以砍柴的深山。
砍柴的山岗
这时候要抓紧时间，爬上山坡去砍柴，砍好了柴禾再顺着山坡拖下来，用藤条捆成一捆。抬头看，太阳已升到天空的中央了，喘口气，就着泉水吃些干粮，抓紧时间背起那一捆柴禾向回走，真正的考验这时才开始。
往回走还有30多里狭窄的山区小路，弯弯曲曲、高高低低，连架子车都不能通行，只能背在背上，靠脊背和肩膀，脚步蹒跚，一高一低地走着。柴禾太重了，肩膀勒的生疼，脊背也被磨得受不了，走上十几米就必须歇一下，把柴禾捆的底部放到路边的土墩上，让脊背和肩膀放松一下缓缓劲儿。但时间不能长，要马上起步再向前。长达几十里的山路，就这样十几米一停、十几米一停地“熬”过来。一旦你停下来歇的时间长了，就再也没有力气上路了。
所以，老乡打柴都是结伴而行，排成一溜长队，由身体最好、最有经验的一位老乡打头阵，掌握节奏，其他的人都采取“跟随战术”才能坚持下来。饶是如此，每次到家也都晚上九十点钟了。最怕的是半途上掉队，一旦跟不上大队，也没人管你，你自己什么时候能从深山走出来都难说了。 每次打柴回来我的背上都会生生磨出来鸡蛋大的一个鼓包，好几天才能消肿。一捆柴禾虽有130多斤，却是湿柴，等到柴禾晾干了后分量又少了许多，烧不了多久又要进山砍柴。
所以我在农村生活的最苦的记忆是，进山砍柴。
1970年春夏之交的时候，大队通知我们三个村的五名男知青，参加公社的民工队，到秦岭主峰太白山去修公路。
我们很高兴。因为听说那里附近山上的柴禾很多。虽然离我们村有100多里路，但是通公路啊。我们去干活儿正好要拉车子，如果顺便打上几车柴禾，回来时可以顺着公路拉回来。拉车子不算什么重活，路再远也不怕，总比肩膀、脊背扛着，轻松多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个村子的五名男知青，拉着三辆车子，带着所有知青对柴禾的希望上路了。
秦岭山的主峰叫“太白山”，在太白山的深山里有一个“太白县”。我们要修的公路，就是由山外通往“太白县”的主要公路，当时叫“太白公路”。
（下图）2014年的秋天我再次来到这里，发现这条公路已经更名为“S210公路”。公里还是那样陡峭、弯曲，但路面早就换成了沥青、水泥。我们那时修的还是砂石公路。
果然，这里公路两旁的山上长满了树林，我们高兴极了。但也没高兴多久。
因为，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都是不许砍伐的“违禁树种”，要砍柴必须翻过山顶，下到深沟，再攀爬到第二道山梁上去砍。那时候“封山育林”政策很严厉，在出山的山口处有一个“林场检查站”，每个出山的老乡砍的柴禾都要接受检查，如果发现里面有一根违禁树枝，一整车子的柴禾都会被没收，你就算是白干了。
听说有一位老汉辛辛苦苦上山砍柴，不小心在柴禾里面夹杂着一枝违禁的树枝，被林场检查站全部没收。老汉没办法只好再次上山砍柴，等他砍好柴再下山时，发现放在山脚下的架子车被偷走了，老汉绝望得在树上上吊自杀了。
这样的故事真假难辨，但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无奈、愤恨，以及“林场检查站”的凶狠。当时类似的故事在民工中到处流传，谈虎色变。所有的民工回村之前都要上山砍柴，都小心翼翼不敢乱砍。农民嘛，还是胆小怕事的，宁肯自己受点苦，也不愿意和政府对抗，惹事被扣。
在这里修了几个月的公路后，我们要回村里了，当然要砍柴拉回去。望着公路两旁高高的山峰，上面长满了树林却不让砍。没办法，只好爬上山峰，再下到沟底，再爬上第二道山梁准备砍柴。这时候我们才发现，这第二道山梁上仍然是不让砍的违禁树种！怎么办？难道再爬第三道山梁？
不管多么沉重的柴禾，如果顺着山坡向下拖都不算太难。可要是让你扛着柴禾再爬一个“上坡”，就太辛苦了。我们翻过山梁爬到第二道山梁上砍柴，就意味着必须把砍好的柴禾扛上，翻过一道山梁后才能来到公路旁，已经难以忍受了。现在再让我们翻过第三道山梁，哪里受得了？！
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：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！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高声对知青战友们说：“我们必须要活下去，没有柴禾怎么活？什么这政策那规定的，不管他娘的了！就眼前这些树，爱砍什么就砍什么，管他娘的什么规定不规定！”
全体知青铁青着脸，一致响应我的号召。也不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了，就从身边挨着砍过去。一旦放开了胆子，也就没什么顾忌了，我们砍的都是“严禁砍伐”的核桃树什么的。半天时间就砍好了柴禾，扛到公路边装了满满的两大车，第三辆车只装了半车。前两部装满的车子分别由2名知青拉着，第三辆车子因为只有半车，由一个知青拉着。我走在第一辆车的最前头，五名知青和三车柴禾就这样上路了。
出山的路都是下坡，顺着公路向下走也不费力气，我们走得很快。但迎面碰到许多上山来的，都是进山砍柴的农民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县、哪个公社的。看见我们无不惊讶万分，纷纷议论着：“这一伙儿知青发疯了吧？满车的柴禾都是不让砍的核桃木，这咋能拉出去？肯定要被没收的。”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与进山的老乡闲聊，又听说了一些新的“林场检查站胡作非为”的故事。
气氛越来越紧张了，越是临近山口，我们的心情也越紧张。终于来到了山口，我们停下了脚步。
前边是一个很陡的大下坡，坡下就是那个“谈虎色变”的林场检查站。远远地可以看见检查站的小房子，路边没有人，估计检查人员此时此刻都在房子里呢。
（下图）整整44四年后的2014年的秋天，我再次来到这个山口。意外地发现这个检查站还在，“保护林区、加强管理”的宣传口号还在，比四十四年前还要“高、大、上”，但路边已经没有了成群结队进山砍柴的农民。我估计，现在的农民已经不用上山砍柴了，他们已经烧上了液化石油气。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才真正保护了“绿色长城”。
整整44年后我也才知道，这个检查站的所在地叫“潘家湾”。因为44年前我根本来不及看........
44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，一个18岁的少年，骨瘦如柴、心如铁石。站在陡坡的顶上，我紧了紧腰间的草绳，对同样骨瘦如柴、心如铁石的四个知青战友们说：
“闯过最后这一关，我们就有柴禾了，就能活下去了！拼了！我们的口号是——要柴不要命！谁敢阻挡我们，就和他拼命！我来打头阵！你们跟着我向下冲！”
现在这里竖起了“陡坡慢行”的牌子
在全体知青战友的拥戴下，我拉起第一辆车子，另一个知青踩在车子后面平衡重量，然后我压低车辕，车子一下子就悬空了，我再一用劲，车子靠着巨大的惯性顺着陡坡直冲下去，我的两只脚几乎悬空了，只能不时地在地上左右点一下把握方向。当时的速度那叫一个快啊！我只觉得两耳生风，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。因为速度太快生怕撞到别人，我一边向下冲一边大声喊着：“闪开！快闪开”！冲过“林场检查站”的时候，我根本顾不上看，只从眼角的余光似乎看到一张人脸在房门口闪了一下，“嗖”的一下我就冲过去了。
这一冲可不得了，一直冲出了足有二里路才停下来。我回头一看，第二辆车子也跟着我冲下来了。可第三辆车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
等了一阵子，仍不见第三辆车子，我们猜测一定是被检查站给拦住了。怎么办？
经过商议我们决定，留一个最不会打架的知青在这里看管车子，其余三个人回去找。听说那个检查站只有二个人，其中一个还是个老头。而我们有三个人，再加上第三辆车子的一个知青共有四个人，要打架拼命也不怕。于是我们三个人提着砍柴的斧头向回走，决心拼了！
没想到走不多远就看到那位知青一个人拉着车子，顺着公路悠哉悠哉地走下来。原来，我们前两部车子跑得快，检查站没拦住，可第三辆车子只有一个人，速度慢被拦住了。据那位知青说，检查站的人问清楚我们是知青后，看着已经冲向远方的前两辆车子，叹了一口气说：嗨，是知青啊，不容易。算了，你走吧。
我们大喜过望，高高兴兴地拉着满车的“木材”（不是“木柴”）回村了。
回到村里后，精明的队长听我讲了过程后，盯着满车的“木材”许久许久不说话。他抽了半天烟袋锅后对我说：“笑（晓）光啊，你拉的这都是耗（好）木材呢，烧了太可惜了。不如你把它给队上吧，队里给你换上些柴禾，你看行不？”
原来，那时村里正在盖仓库，请了两个木匠，打下来很多木片，又干燥、又好烧。我一想好啊！不用我再劈柴了。但是数量怎么算呢？我问队长。
队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耗（好）说，你给队上的是木材，队上也不能亏待你，份量上给你的柴禾多一些，阔（可）以吧？”
就这样，我们“拼了命”砍回来的一车子“木材”（另外两辆车是其他村子的）换回了队里的一车半“木柴”。知青和生产队双方皆大欢喜。
很意外。
更意外的是，我们冲过山坡下的“林场检查站”后，往前再走不远，就在路边的一个小面馆里，我们听到了将要改变我们人生的重大消息。
整整44年后我开车再次来到这里，在路边给车子加油时，找到了这个当年的小面馆。它已经变成一家规模较大的酒家了，仍然在路边招揽着来来往往的客人（下图加油站）。
（上图）当年的小面馆，如今来来往往的人多了，周边的房子也多了。
这个地方叫“任家湾”。
当年，我们每人要了一碗八分钱的清汤面，正吃着呢，遇到了同一个公社却不是我们村的知青，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大新闻：“你们咋还在这里？赶紧回村吧，开始在知青中招工了，知青可以回城了！”
这真是晴天霹雳！
下乡的时候宣传说，要“扎根农村一辈子”。在农村的两年中也曾有过部队招兵、工厂招工，但都明确“不招知识青年”。眼看着一个个农村青年当兵、进城，我们的心早已经凉了，以为真要在这穷乡僻壤，终老一生呢。
现在，居然要招工了！而且是专门面向知识青年的招工。简直不敢想象！
特大喜讯哪！！！可以回城了！！！赶紧回村子吧。
之后不久，我果然被招工进了工厂，结束了我的下乡知青生活。
但我的好日子并没有开始，我走进了更加深远的秦岭山区。
下次再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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